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发展困境、应对策略及未来展望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是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近年来始终维持一万人左右规模,社会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减弱。由于日本社会少子化现象严重,青年人口占比不断减小,由此产生的青年生存压力加大及政治冷漠,使青年对参与各种政治性青年组织兴趣不大,加之日共在日本社会民调不高,民青同盟正面临吸收新盟员和组织发展等困境。为应对此困境,民青同盟重视青年的生活学习问题和日常困惑;通过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日共纲领,改造青年的世界观;呼吁青年参与政治,激发青年的参政积极性等。民青同盟未来的健康发展需处理好自身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关系、民青同盟与日共的关系及无产阶级青年组织与其他青年组织的关系。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emphasis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 To study the effect of green industrial policies comprehensively, this paper takes uses a sample of Chines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改革力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历次改革中所没有的。这场改革动因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及新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的举措主要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单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证照分离、减税减负、优化服务、监管改革等。通过改革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服务方式智能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规范了政府权力,化解了市场主体的“堵点”“难点”“痛点”。改革也在制度、监督以及基层积极性等方面存在问题。未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策略主要包括价值的调适整合、结构的互动整合、机制的协同整合、技术的嵌入整合、执行的配套整合、制度的优化整合等。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